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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紫阳89年摊牌幕后揭秘:杨尚昆玩火两头下注 ( 2010-1-22 0:44 )

据吴稼祥分析,二○○一年横扫中外的“天安门密件”(又称《六四真相》),也是“杨家将”背景,为了洗刷“屠城”罪责,此说很有见地。杨尚昆的“国家主席”顶戴上,沾着赵紫阳的血,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。“大玩家”玩别人,最终也玩了自己。

  ● 当赵费尽心力,无法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时,便决定诉之於天下舆论,将邓小平的决策,从幕后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,等於一种“全民公投”。但决定赵的成败的关键人物是杨尚昆。

  《改革历程》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,令人想起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。赵紫阳对“八九事件”的内幕、成因,作了脉络性的梳理,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。然而,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,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。这个细节,就是关於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,一个堪称“风暴眼”的事件,只得到“模糊性”的解释,给后人留下发掘的价值和空间。

  政治透明、决策公开,是极权体制的命门,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,一旦触碰,就会爆炸。钓鱼台赵戈会见“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”(赵语),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,举世目睹,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,可谓“二十年的遗憾”,本文尝试一种可能的解释。我的解释,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、崇高者、献身者,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(politician)。人物一旦交给历史,便任由评说。

  “邓掌舵”爆料三说

  关於这个事件,中共解释不了,赵紫阳及其幕僚,是唯一的解释来源。前后有过三种说法,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: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,戈氏上午见邓小平,下午见赵紫阳,何者为“最高级会谈”?这个“规格性”问题,产生了一个“政治机会”──其实,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,谁能利用它、怎么利用最好,只是一个技术问题。

  最早出现的“陈说”──陈一谘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:苏联代表团质疑,邓小平甚么党内职务都没有,戈氏见他算甚么?於是王瑞林打电话来,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。这个说法天衣无缝,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。多年后又有一个“鲍说”──鲍彤出狱后说,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,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,替赵紫阳写了讲稿,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。最后的“赵说”,分别见於开放出版社的宗凤鸣着《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》和赵本人的《改革历程》两书,完全相同,大意是针对民间“垂帘听政”的说法,为了“维护邓的形象”,才说出这个秘密,“完全是好意”。

 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,提到更具体的细节,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,才算“中苏最高级会谈”,并一再强调“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”,但不知为甚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,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“邓小平掌舵”的秘密。赵告诉杨:“我还对鲍彤说,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,记性不行了......这一番话,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,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,至於外界如何理解,造成甚么误解,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。”(宗凤鸣着作中收入的“同杨继绳的谈话记录”中,并无上述这些话。)

  总书记务求“现场直播”

 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,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位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:当天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,非常急切地询问,中央电视台对这次会谈是不是“现场直播”?令记者们感到惊讶,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种细节,而“直播”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!即避开了新闻检查,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“现场直播”的原因。当赵紫阳确信电视“直播”无疑,就河南话脱口而出:“好!”然后坐下来,一只手有节奏地拍着沙发扶手,打起腹稿来。

  这个“现场直播”的细节显示,赵紫阳有备而来,要说出可能是一件惊人的秘密。那时,正是天安门广场火烧火燎的当口,不久,果然天下譁然。广场出现的标语,是前所未有的:

  邓大?党大?

  不管白猫黑猫,只要下台就是好猫;

  帘子破了!小平辛苦了,请退役;

  想小平,盼小平,小平来了不太平;

  不要中国特色的摄政王;

  如此“帘政”,国将不容;

  人老了,弦子也调不准了;

  廉颇老矣,尚能饭否;

  天下为“公”;

  人过八十要糊涂;

  我们盼小平归故里,拥护您去当职业牌手;

  希望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回家去;

  四川宜宾师专迎接小平回乡养老;

  小平您好(一九八四)糊涂(一九八九);

  要廉政,不要垂帘听政;

  帘子后面找政府;

  邓小平(八五)戈尔巴乔夫(五八)......

  据说,当晚邓小平一家人看到这番群情激愤,反应竟至於此:“看来他们要甩出我们家,把我们剁成肉馅了!”赵紫阳事后称他“始料不及”,显然很勉强,看看上面的标语就知道,爆料出“邓掌舵”的政治意味,只有一个,也是“路人皆知”的:撤帘嘛!赵作为总书记,政治灵敏度决不至於比老百姓还低。另有一个直接的类比,就是“邓对***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,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。”(《改革历程》二十九页)。赵很清楚邓家最怕“暴露到第一线”。而且,即便如三种“事后解释”所称,要向戈氏单独说明,完全不必“现场直播”,反而是避开媒体才对。

  紫阳风头正健

  所以本文认为,这是赵紫阳的一个大动作──在他殚精竭虑,仍不能说服邓小平收回“四二六社论”定性,便决定诉之於天下舆论、国际关注,将邓小平的决策,从幕后黑箱拎到大庭广众之下来评判,等於一种“全民公投”。邓小平要“当家”,却又怕“暴露”,这种非理性统治,正是学潮难以平息的根源。赵紫阳看穿这一点,借力使力,将街头抗议化为一次“民意公投”,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  赵出此策的政治根据是甚么?他的政治理念有先锋之势,是他敢为的主因。赵曾欣赏“新权威主义”,他说邓也是,但是他们遇到政治上的强大阻抗,就不能不另寻改革的思路,邓在八九前两年的十三大已同意“政治改革”,赵才令鲍彤组建“政改办”,这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前提。那么,在现实中赵有何本钱逼邓?邓与赵“同舟共济”,是改革仅剩的一个政治基础,邓自断左膀胡耀邦之后,只剩下右臂赵紫阳,改革已在半途而废,此所以邓坚拒邓力群而逼赵紫阳接任总书记││他不肯输给陈云李先念等保守老人;赵紫阳告诉宗凤鸣,在此回忆录中也表明,邓在八九年春已决定把军委主席交班给他,亦可知废胡后邓依赖赵之深,此其一;十三大前,赵紫阳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、停刊《红旗》、差额选举“差”掉邓力群等举动一路告捷,对赵紫阳的政治预期感,是极大的鼓舞,让他看到“民心可用、党心可用”;同时,也显示了在高层博弈中,赵比胡有韬略、有技巧,这也是邓所需要的,此其二。可以说,“八九”风云骤起前夜,赵紫阳正踌躇满志,他才敢把民情汹汹的天安门广场扔给***,自己登车去平壤。

  赵紫阳谈胡耀邦的陨落,历数老人政治。“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(邓、陈)。第三位(先念)有影响,但不起决定作用”;邓小平以不开常委会来堵陈云的嘴,说“两个聋子都听不见,开甚么会!”照说赵接胡,境遇更难,他竟能游刃有余,“陈要开会是想有个说话的地方。有一次他责怪我为甚么还不开会。我回答说: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。你和邓商量好了就开。陈听后说:啊!大秘书长一个!”──赵跟宗凤鸣谈得比他自己的录音要鲜活。

  杨家将“玩火”两头耍

  赵紫阳有多少胜算?注定失算的事情,赵是不会干的。面对保守老人,赵的靠山是邓小平,假如他转身挑战这个靠山,谁是他的盟友?那时曾有一个制衡邓小平的“联盟”吗?

  万里、乔石、胡启立都曾是赵的盟友,但毕竟份量不够。万里在关键时刻被软禁,启动人大常委权力否决戒严令的尝试,被邓小平轻易摆平;而乔石在邓府戒严决策中,只敢中立。

  在高层另有一个人是举足轻重的──杨尚昆。无疑,正是他的角色,最终决定了赵紫阳的成败。而奇怪的是,《改革历程》对此人似惜墨如金。设若赵杨两人皆封嘴,他们之间曾有过的“联盟”便如石沉大海。我们只可钩沉一二。

  “杨家将”这位老大,文革前的中南海大管家,成为邓与政治局常委的联络人,位居中枢。熟悉中南海内幕的吴稼祥,称他是“大玩家”,很传神,但说他怕失去军委副主席,而联手保守派倒赵,与赵的说法不符。赵在书中多次提及杨支持他处理学潮的温和政策、反对镇压,似非错觉,许家屯也从旁证实。但是,杨领***去邓府求见,引出“四二六”社论在先;又受赵之托,试图通过邓的秘书、子女迂回劝说邓在后。杨尚昆究竟押注在谁身上,只有他自己知道,但无疑也是审时度势,不想赌错。他重用胞弟,遭忌军中,不是死跟保守派就能化险的。他不妨也掂量,扶持赵紫阳一旦成事,他兴许也当一回“太上皇”呢?

  赵紫阳留下两个细节,颇可玩味:五月十六日夜在邓府,杨尚昆转述廖汉生的戒严主张,“本来尚昆一直是反对戒严的”;决定戒严后赵愤而辞职,“尚昆打电话再三劝我收回成命”。此外,据说戒严部队进城受阻后,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找不到杨白冰、杨白冰找不到杨尚昆、杨尚昆找不到邓小平......

  一番腥风血雨后,杨尚昆最终背弃赵紫阳。但几年后,这位“镇压执行人”,又对三○一医院军医蒋彦永说: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,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。另据吴稼祥分析,二○○一年横扫中外的“天安门密件”(又称《六四真相》),也是“杨家将”背景,为了洗刷“屠城”罪责,此说很有见地。杨尚昆的“国家主席”顶戴上,沾着赵紫阳的血,末了还是邓小平夺了他的顶戴。“大玩家”玩别人,最终也玩了自己。

  邓戒严权威不足

  杨家兄弟治军乏威,也是邓小平权威不足的折射,更反映毛泽东身后的权威空白。这个政治背景,其实也是“六四”成因之一,少有人论及。权力空白所勾起的重组渴望,会引诱政坛上所有的人,其实大家都是“玩家”,赵杨二人位高权重,岂能置身於外?改革的迟缓和保守派的问罪,又与民间抗议互动,而引领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,一开始所能看到的,都不是结局,只有可能性。

  陈云或可比肩邓小平,更有叶剑英,长居岭南不北归──他有华国锋襄助才抓了“四人帮”,而邓小平复出后,八○年初废华国锋及“凡是派”甚急,叶帅不悦,邓派王震南下与之协商,叶举荐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杨尚昆、习仲勳两元老进政治局,对邓有所制衡。邓虽是二野政委,元帅的资格,但四九后与兵戎无涉,复出后请罗瑞卿接军委秘书长,极盼替他掌兵。罗大将却被林彪害得双腿残断,说我站不起来怎么领兵?执意要去德国做手术,而那时中德尚无外交关系,聂、徐两帅皆不准,罗硬是去了,竟死在手术台上,邓痛失股肱,那是七八年,邓於是只好自树权威抓兵权。七九年打了一场莫名其妙的“对越自卫反击战”,伤亡甚重而无战绩。叶剑英八○年就查出帕金森症,四年里沉屙愈深,渐渐出局,八四年国庆邓小平心血来潮要阅兵,而叶帅就在“十一”前病危,据说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,医生只好维持,於是叶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。

  天安门屠杀前的一场宫廷倾轧,因涉及动用军队,情势扑朔迷离。邓小平虽是强人,但调兵进京军管,他的权威还差了点,元帅上将们一上来就反对。尤其难料的是,杨家兄弟指挥镇压,军权在握,围困京师,邓心中没底,据说全家人都躲了起来。五月下旬六月初,中国处於权力真空,有多少天?天晓得。这种近似军事政变的把戏,最不安全者,恰是独裁者自己。

  愧疚为那般?

  赵紫阳的光彩,在被废黜之后。第一次拒绝检讨,是拒绝了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诱惑;第二次拒绝检讨,又放弃中央委员,接下来就是长达十六年的软禁,这都在中共历史上创了纪录。党史上拒绝作检讨的总书记只有两位:陈独秀和赵紫阳。

  但是,《软禁中的谈话》和《改革历程》两书问世后,我们才知道,赵紫阳决不肯对这个党认错,却反反覆覆地谈到他对邓小平的歉意,即在与戈氏谈话公案上,不断地用“懊悔”“遗憾”等字眼。两厢形成鲜明对比。

  这种愧疚,大概要从私人情感来解读。赵的意思恐怕是:你对我有知遇之恩,我怎会“有意伤害你”?重大决策在你我之间都不能讨论一下,我只好诉诸民意,以为民意足以惊醒你,却想不到反而激怒了你,酿成大悲剧。时过境迁,我实在觉得很抱歉!赵紫阳这种态度,反映了传统“君臣之道”的某种残影,但也是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。

  不过,我们也应看到,赵紫阳不检讨也无反省,他愧对邓,却不说愧对历史。这里一直悬挂着对一个政治家的责任伦理的追问:无论赵的动机是甚么,在缺乏起码政治理性的前现代条件下,有意无意地动员民众,轻易与独裁者决一死战,是徒然地牺牲无辜的生命,和勾引历史的重大逆转。

  李商隐有凭弔诸葛亮的怀古句:“他年锦里经祠庙,梁父吟成恨有余。”这首七律《筹笔驿》,通篇浸透着“遗恨”二字,映照赵紫阳,可谓妥帖;而诸葛亮拟古辞“梁父吟”,取典春秋齐相宴子“二桃杀三士”,其鞭笞谗言害贤的含意,至今新鲜。

苏晓康 撰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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